缺电让新旧能源供给侧矛盾凸显

 

      在2020年的尾巴上，很多省市都出现了限电的现象。

      湖南长沙，街道景观灯大量熄灭，市区里几十个单位被限电，因为写字楼停电，有些地方的上班族不得不靠双腿爬二三十层楼。浙江为了省电，停工了大量工厂，义乌城区的路灯，还有街上的招牌、景观灯，在晚上都会选择关闭。

      电不够用，成了这个冬天又一个热议的话题。2019年中国全年发电量达7.14万亿千瓦时，占全球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按照2019年末中国人口14亿计算，几乎相当于每人拥有五千度电。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也一直在高速增长，2019年，并网风电装机容量2.1亿千瓦，增长了14.0%，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亿千瓦，增长了17.4%。从这些数字上看，中国的发电量一点都不少。

 

缺电的本质原因

      对年龄稍长一点的人来说，都曾有过缺电停电的经验和记忆。虽然现在因为缺电而停电的现象几乎消失了，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偶尔碰上检修停电或者故障停电。由于居民电力相对充裕的供给，已经成为了中国城市公共基础服务中习以为常的常态，因此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如此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活体制下，中国能源结构的问题依然不容小觑！

      2020年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在供给侧方面我们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了如何恢复经济动能上。在以往正常时期的年底之际，由于在环保上有控制冬季供暖和节能减排的客观需要，我们往往会对火电等消耗传统能源的项目进行相对调整，但2020年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一方面是由于在疫情被有效控制之后，制造业产能恢复得非常快，甚至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在客观上加大了对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冬季的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影响范围相对扩大，因此在寒潮中保暖的居民用电增长，并与行业复苏运行加速带来的能源消耗出现了阶段性冲突，这才是这次“缺电”和“限电”的本质原因。

      中国的电力供应基础是能源结构化中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虽然电是相对清洁的能源且应用的领域最为广泛，但是在发电产业链条中，上游产业却是一种固守闭环的状态。用煤炭发电的火电依然是中国电力产业中的绝对大头，而相对清洁的发电方式，诸如水电、光伏、风能、核能等形式，在整个能源结构的占比都极其弱势且缺点明显，水电受地域和季节要素限制，光伏大多碎片化而且成本较高，核能建设周期漫长且运营体制复杂，这些能源造电的代价都极高，很难在短时间内取代传统火电成为市场的主导者，而在当今时代我们又面临着非常复杂的能源转换需求，这就导致了基础矛盾和上升矛盾都有激化的倾向。

      另外居于中国火电上游资源的煤炭产业市场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本来我们是非常传统的煤炭生产销售大国，国内产能占比超过九成以上，但是近些年来由于质量和环保的要求的上升，以及国内寻求能源市场的多元化，很多的煤炭生产企业被关停，低端产能纷纷被极限压缩，这种普通人难以理解但又似乎情理之中的情况，让中国能源市场的供需之间需要找到新的平衡。

      中国的煤炭生产结构两极化的现象非常明显，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却不足，在被迫逐步打开进口煤炭的市场里，国内企业根本没有定价和议价的权限，“不缺煤但缺话语权”，而且部分生产所用的优质煤的进口垄断状况明显，因此一旦外部供给输入出现较大变动，我们的被动地位就会被凸显出来。

      最近这几年国内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开发，本意上就是为了从市场应用端优化能源结构，而这场缺电不得不让我们更加深入思考，中国的能源产业和市场结构优化到底应该怎么走。

 

传统能源矛盾难以解决

      《巴黎协定》中世界各国强制削减重度污染源排放的目标，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世界能源转换需求。使用传统重度污染的不可再生能源，在宏观层面上需要以人类存续的高度去看待，毕竟短短数百年的工业社会已经对整个地球生态掠夺过甚，而在维护各国经济体制发展目标和长远规划的意图上去看，这些能源转换要求或多或少都略显苛刻，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时代矛盾。

      从旧能源的压减到新能源的开发，这条路到底有多难，现在还无法进行估计，而且目前世界各国连共识都很难达成一致。尽管大部分国家都在《巴黎协定》上签下了承诺，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却迟迟不愿意以身作则，甚至公然退出和抵制《巴黎协定》，将排放责任推卸到了发展中国家头上，这说明世界能源格局的优化甚至连开启都十分困难。

      传统能源依旧是被以石油、煤炭为主的不可再生资源牢牢主导着，而名义上以电力拓展为契机的新能源架构，也没有形成技术突破和高效运用而实现完全脱离传统能源体系，煤炭支撑下的火电依然是各国电力输出的最大来源。我们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从长期市场的症结来看，在新能源开发方面的迟缓和对旧能源的依赖，仍然是当前能源困局的焦点。

      尽管我们履行承诺，在供给侧方向开启了能源结构优化的实际行动，通过这几年的压缩产能政策，国内的低端煤炭企业大批量退出市场，但新的问题是能源消耗的需求缺口部分被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垄断，我们本质上失去了对于过渡阶段的定价权，以至于整体架构的问题依然难解。

 

需求侧增量的桎梏

      当下电力供给方面的短暂受限，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不是长时间和根源性的能源短缺，但是透过此次“另类缺电”却也从另一个方向上倒逼我们改变对中国电力供应的传统印象——能源结构远比能源规模看上去更加让人忧虑。

      虽然我们并不缺电，但是缺少自足可控的电力协调机制和适时调整国内用电市场的能力，上游的资源供给矛盾不单纯是企业供给的问题，还是整个能源架构建设的问题。

      最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鼓励新能源应用端的开发，包括新能源汽车、5G、高精度电子产业、智能制造以及宽泛意义上的高效应用，但几乎大多数人都忽略掉了这些都是巨大的用电增量需求侧变化。在这些应用尚未全面铺开，还仅仅处于探索阶段时，我们限制就必须要面对过重的电力载荷现实了。

      冬季是传统上的用电高峰周期，加上面临的极端天气情况较为特殊，再有就是疫情后旺盛的经济复苏力度也远超各界之前的预判，用电需求暴增导致了这场阔别已久的“另类缺电”。另外，当前我国经济战略大力提倡转型升级，但是在基础配套的协调方面基本上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上述的应用环境在市场统筹协调建设中，就应该包括基础能源供给的考量，否则只关注产业升级，但上游环节的基础供应处于桎梏状态，下游应用如何获得最大效益。电力是支撑这些产业的基础保障，一旦出现更大规模的市场缺口，我们该如何面对有更高要求的产业升级？所以供给侧的市场矛盾和需求侧出现的变化都应该引起广泛关注，这才是这场缺电总结真正应该深入的角度。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我们的电力缺口并非单纯的供给侧问题，需求侧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所涉深度可能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现象级别，更多的问题来自于市场体制下的结构弊病。

      在现代经济相对复杂的体系下，所有的上下游产业都是以功能化的定位切入细化市场，更何况是广泛涉及社会基础核心运作的能源框架，这是真正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从中我们是可以看出来很多问题的。

      中国现在的基础能源供给存在结构性问题，在新旧能源转换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强制高压下有很多的问题较为突出。我们暂时无法摆脱以传统煤炭为主的产业链能耗模式，而光伏、核能、风能这些优化电力供给模式是展望未来而不是着眼于当下，暂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应用的市场条件，另外还有国内产能压减和国外引进源头单一化的问题。

      需求侧上大力推广新能源和大规模的电子产业应用，是我国经济面向高端化和质量化的风口切入点，这是宏观战略绝对不可撼动，而满足这些需求侧的应用，就需要重新认知打造基础配套上的各个环节，比如新能源的推广，涉及到充电桩的建设和电力的大幅增量；又比如5G基站大规模铺开建设，其高能耗使得未来的用电量肯定也不小，这都需要新的能源增量来满足。

      因此从本质上看，我国能源格局的转化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存在深刻的市场桎梏，这将是一场新旧能源体系建设的新式大考。

 

能源转化应提升高度

      不要等灯灭了再去问为什么，不要等车停了再去想坏在了哪里，我们需要把所有问题的高度提升到中国经济产业需要面对的未来上去思考。

      我们现在的电力供应是能够保持平衡的，各地民生用电保障也基本可以不受到波及，缺电可以用冬季各方用电的错峰使用来协调，但是我们能不能透过这次突如其来暴露的弊端，让思考更深刻一点呢？

      中国很多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解决起来都特别麻烦，一方面想要改革优化但付出的代价不小，另一方面很多时候在面临取舍的时候不易把握准确的方向。

      我们首先需要从整体架构上理解问题，然后再透过市场逻辑来佐证决策和做法是否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根本，我们不能让自己推了许久的新能源共识，被一次缺电这样的旧能源考验所推翻，新时代框架下多元的能源市场建设需要重新提上高度。

      系统、协调、高度以及细化应用定位缺一不可，中国的能源形态是相对简单的，基本保障由国家层面协调，但基础建设方面亟待提高市场化水平。另外我们仍然受限于不同地域的供给结构性问题，不能简单地切割解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整体高度和具体事项的不同角度去梳理这些问题，把综合系统和多元融合作为新旧能源架构转化的要点来把握，在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准确锚定中国能源格局的走向。

      新旧能源趋势的全球化认知是准确的，即使以当下标准来看《巴黎协定》固然有些苛刻，但它是以预见性来描绘整个世界能源格局的定位方向，而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面临新旧能源长期博弈和运用的经济大国而言，能源保障关系重大且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的运作，因此我们需要清晰地看到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脉络下的能源体系如何适应未来的方向及过程，这有助于我们展望和谋划更为深远的经济图景！

      煤炭也好，光伏也罢，在电力能源供给为主要潮流的大环境下，它们都有各自的弊端，一旦它们自身的产业链条不能适应未来趋势，那么改变是必然的，不变是偶然的。目前来看我们的能源框架尚且稳定，但基于未来趋势是否仍然可以保持这样的稳定，根本在于我们能否将能源转化的格局建设问题置身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下去看待。

      稳妥适配是过渡时期的针对方略，我们不必急于确认旧格局的崩塌，也不必怠惰于新格局的未知，阶段性推动中国整体经济与时代趋势相互匹配，是对当下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新旧能源的转化趋势过程依然需要在市场博弈和宏观建设中去找到解决方案，否则当下新能源被旧能源难倒的问题绝不会就这一次。